银发宣讲团八年宣讲党史近千场

银发宣讲团八年宣讲党史近千场
2021年06月10日 00:14 新京报

原标题:银发宣讲团八年宣讲党史近千场

  “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,图书馆主任,生活为什么过得如此贫困,甚至死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。”

  东城区福祥社区花园,李大钊的故事在师雪起的讲述下向听众铺开。他神采奕奕,站得笔直,党徽就别在西装上。讲到动情处,他的声音越发洪亮,脖子上的筋凸起,手抬起来跟着比画。

  今年69岁的师雪起是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。他已经带领着这个“银发”宣讲团走过了八年有余。宣讲团主要讲党史故事,还有党员故事。“我们希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,为党发声,积极传播正能量。”?师雪起告诉新京报记者,总团分团共有一百多人,他们走进社区,走进学校,讲过近千场,听众达5万人次。

  这些“银发”宣讲员们的平均年龄近70岁,其中年龄最大的宣讲员今年89岁。

  老干部宣讲团有“十八罗汉”

  凌晨,师雪起家中。

  他还在灯下,伏案批注修改意见,妻子昌燕洁为师雪起温了杯牛奶。

  作为区委老干部宣讲团的团长和北京市讲师团特聘专家,师雪起经常要修改撰写一些宣讲稿,有时时间要求紧,稿件一多,他经常要熬到夜里一两点。

  “我经常说,你年纪也这么大了,悠着点,该休息就休息了吧。要不明天又会头晕。”妻子的话,他听到了,但还是做不到,只会继续打开书本,参考史料修改稿件。

  宣讲团的故事要从2012年底说起。

  那时候,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,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准备组织一些刚刚退休的,有一定理论基础并爱好宣讲的老同志,通过宣讲带动大家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。于是2013年1月23日,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在老干部局成立。

  宣讲团成员由退休老党员组成,开始只有七八个人,到现在共有18位,团内俗称“十八罗汉”。

  退休老党员李征也是首批加入宣讲团的成员。她记得,几个人第一次在老干部局碰面时,几乎是面面相觑。“什么叫宣讲?怎么宣讲?”在大家的脑海里,基本没有“宣讲”这个概念。

  他们到东城区委宣传部学习宣讲,师雪起还多次去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取经,“一分钟吸引人,三分钟感动人,五分钟鼓舞人,七分钟启迪人。”回来再和其他人分享。

  在李征的印象中,因为她和师雪起都学过朗诵,平时其他团员就给他们打电话请教。“你们觉得我讲的语气上到位吗,感情怎么才能表达出来?”他们经常约时间聚在办公室里进行小范围试讲。

  试讲的规矩也从创立之初保留到现在,每隔一两个月,老干部宣讲团都要进行一次集体的培训和探讨。每篇要讲给观众的稿子都要提前试讲。

  宣讲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

  2013年的春天,老干部宣讲团在东直门街道进行了第一次宣讲。那场宣讲来了上百人,李征打头阵。“从内心来讲,并不是紧张,而是有点激动。”李征自小参加各大朗诵演出,但是宣讲还是头一回。“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退了休的人员,但站在讲台上,我突然发现,自己好像还能发挥点作用。”

  师雪起说,讲得多了,宣讲的感觉就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。讲到触动人心的时候,会场里会很安静。当有听众眼神飘离,或是耷拉着脑袋的时候,师雪起也都知道。他会设置一些小话题来吸引大家的注意。

  针对不同的对象,演讲稿也会做适当的微调。

  给社区居民们讲李大钊,师雪起会讲“李大钊的用钱之道”。李大钊当时的工资很高,他一个月的工资有120块银元。那时候,400块可以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了。他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?其实是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还有北大的贫困学生。把故事讲出来,大家都能明白内涵。

  在机关单位里宣讲时,师雪起会告诉他们,李大钊除了日常的简朴之外,被反动军阀抓捕之后,仍然坚贞不屈,英勇就义,这是党员们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。

  后来在宣讲总团的带动影响下,各个街道也成立了分团,加上“名誉”宣讲员一共超过100人。他们先后到街道,社区,机关,企事业单位,学校进行义务宣讲近千场,听众达5万人次。

  克服视力不好,记忆力差等问题做宣讲

  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成立四个多月后,逐渐步入正轨,各单位,街道,社区,学校的邀请纷纷而来。团员的日程都排得很满,甚至两三天或者一周就有一场宣讲会。

  这时团长师雪起突然感觉自己说话有点憋气,也没有以前那么清爽。去医院检查发现,他的甲状腺结节明显变大。“最大的5.1公分,差不多鸡蛋那么大。”结节已经严重地压迫气管。经过专家会诊,结论是尽快手术。

  手术也有风险,可能会碰到喉返神经。喉返神经直接关系到发音,如果喉返神经出现损伤,今后说话都会沙哑。但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,结节可能往癌变的方向发展。“医生和我说,在做手术把结节切出来之前,判定不了是良性还是恶性。”

  “这个时候我不能停,我先继续讲,讲到不能讲了我再去做手术。”师雪起做下这个决定。

  半年之后,师雪起去医院做手术,把结节切除,发现是良性的肿瘤,“如果不做手术,再过一年,就会发生癌变。”医生告诉他。

  在宣讲团逐步走向稳定的时候,李征的眼底黄斑也产生了更严重的病变。“看字模糊,字是发散的,就像是每个字旁边都有一圈晕。”

  李征用电脑写稿时,把字号调成小二号,还要戴着矫正眼镜看。眼睛疼,有时候李征一边擦着眼泪,一边把字敲在电脑上。

  “我爱人也只能安慰我,你缓缓再写。”李征回忆,当时这样一篇稿子,从看素材,构思到写出来,她要用一个礼拜,几乎要用别人写稿几倍的时间。

  除了写作视力不太好之外,银发宣讲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: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。“年轻的时候,三五百字,有个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,现在得两三天。”李征说道。

  师雪起的方法也很简单——每篇稿子要背100遍以上。他会抓紧一切时间背,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声地念,一段时间后可以脱稿,自己讲同时录音,再和原稿对比着看差在哪里,直到滚瓜烂熟,脱口而出的程度。

  宣讲团今年开启“菜单式宣讲”

  为什么人老了还要这么拼命?有人这样问过他们。东城区年龄最大的“名誉”宣讲员周荣兴也有自己的答案。

  老干部名誉宣讲员一般都是个人经历和先进事迹特别突出的老同志,由于年龄较大,事务较多或身体健康等原因,只会不定期出席开展的宣传宣讲。

  每当周荣兴宣讲的时候,用师雪起的话来说,宣讲团的头上仿佛都悬着一个“炸弹”。老人容易动感情,每次讲到“志愿军侦察兵”的故事都会潸然泪下。

  据周荣兴回忆,朝鲜战争爆发后,他跟随部队赴朝作战,成为卫生员,背着医药箱为受伤战友包扎,护理。

  1953年7月15日,团里的侦察员小俞从前线背回来一名烈士遗体。营长吴枫看到后嘱咐他:“小周,你替这位英雄战友裹上白布,送他一程。”这是小俞的侦察班班长张善华,为了掩护小俞而牺牲。周荣兴走上前看到,遗体并不完整,两个人不敢哭出声,只是静静地流泪,把战友的遗体裹好。

  停战后,文工团到前线慰问演出,歌唱家章骥领唱了一首歌《志愿军侦察兵》,用歌声传唱英雄侦察排的事迹,周荣兴在台下听得入了神。周荣兴说,当时的演出结束后,他找到章骥,告诉他张善华的故事,请他传授这首歌,学会后就在部队给战友唱,转业后就开始给社区里的群众,中小学生唱。

  他一遍遍讲起牺牲战友的故事,一遍遍唱起《志愿军侦察兵》。

  今年,宣讲团开启了“菜单式宣讲”,针对大家希望点什么“菜”进行宣讲。他们还将“讲台”挪进了胡同,搬到大街小巷。

  根据想要讲的党史故事,老党员的故事,宣讲团会派不同的宣讲员前往。义务指路队队长汪维信,“兵妈妈”闫和平,义务助学的马兰。他们和周荣兴一样,用亲身的经历来宣讲。

  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故事讲下去,周荣兴告诉新京报记者,“忘记过去,对我来说就是背叛。”年龄大了,宣讲带给自己的疲惫早已不算什么。“我老了,做不了什么,只能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。”

  新京报见习记者?郭懿萌

  本版图片/东城区委老干部局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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